其实,根治雾霾并不难,无论政府还是民间,首先对于雾霾的起源与治理,要有三点基本认识:
第一:雾霾是工业化初期的必然产物;
第二:治理雾霾只需要斩断源头;
第三:治理雾霾必然会伤及一些人的利益。
从工业化、产业化角度来审视:
不管历史上较早步入工业化进程的英国、美国、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,还是欠发达的墨西哥、伊朗、蒙古国等发展中国家,都曾经深深陷入严重的雾霾侵扰。从本质上会说,雾霾显然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,更是一种人类贪婪欲望下的一种恶果、是一场人祸灾难,或者说是大自然对人类过激的经济活动的一种报复。而一个地域频频受到严重雾霾的侵袭,则说明这个地域的产业经济发展,已经达到了的极限,这早已经人类工业化的历史所证明。
人类进入工业化的初期,初级水平的技术应用首先要消灭的是“短缺经济”,快速兴起的也必然是发展层次较低、环境污染的程度大的粗放的产业活动。从原材料开采、到产品运输及加工,再到大规模的应用,每个环节都会释放雾霾元素。按理说,“短缺经济”被消灭之后,经济发展理应降低到“优化结构、渐进升级”的发转型,可是,由于工业化初期已经形成的利益结构、利益驱动惯性,导致gdp不断升高,综合性环境污染加剧,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。雾霾,就是这样形成并日益加剧的。在这种情形下,惟有强行实施“残酷”的法律制裁和痛苦的产业转型升级,才能逐渐恢复大自然自身的生态机能。而这个过程,至少需要二三十年。那么,中国治理雾霾需要多久呢?在我看来,如果玩狠的,三五年就有明显收效;如果从目前这种不切实际的思路和柔软溺弱办法来说,至少需要半个世纪。
有以下几个问题,中国精英阶层应当首先搞明白:
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的雾霾,产生于完全的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条件下,政府一旦开始强行实施残酷严厉的治理举措、强行给gdp缩水,牺牲的是民间初级产业及私人资本的收益,政府不会有太大的痛苦;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,是在行政权力主导下的资源配置机制下发展起来的,工业化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混合形态。在这种格局下,采取过激的举措,受伤害的也包括国有企业及地方财政收入,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的利益会受到极大伤害,而更令人纠结的是,这些地方企业“养活着”弱势群体。这种情形下,真心实意治理污染的只有国家环保局,而很多地方环保部门只能选择性执法。因此,单靠一个国家级的环保部门,人员再增加十倍,累死几茬,也很难把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污染问题解决好。
中国改革开放三四十年,最大的成功是消灭了“短缺经济”,这显然是初级水准的工业化的“功劳”;但是最大的败笔是:消灭短缺经济后,没有及时基于优化产业结构而优化资源配置。而这一背后的一大致命弱点是:分配结构和分配机制的扭曲,导致国民经济被大大小小的、自上而下的、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。也就是说,改革开放成果的扭曲分享,直接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受阻。
在这种情形下,政府有两大担忧:一旦强势治理环境,淘汰落后产能,没有公平分享到改革成果的欠发达地区、弱势群体首先受不了,必然对中央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反弹力;二是地方政府的难处多多,而且地方人际利益关系纵横交织,谁也不愿真心实意断别人的财路。